谁都很难否认，崇祯自上台起，便是个要做圣主贤君的态度。只可惜，后来一误再误、一错再错，最终不免破国亡家，身死煤山。死前，他在衣襟上恨恨地写道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，都是臣子把他给害了，一个“误”字，真是包含了崇祯的万千悲慨。

        可是，崇祯说的“皆诸臣之误朕”是不是事实？这个“误”又该作何解？或许对多很多人而言，这不过是拉不出矢赖茅房，会一笑置之，但细细想来，这还真是崇祯在临死前的清醒认识。只不过悟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
        早在宁远大捷之前，满清既无意南下去夺取大明的江山，崇祯也在频频落败之后，未尝不忧心和谈。正是在这样的形势、背景下，无论边帅督师，还是朝廷京城，主和的意见一直都还占据着上风。如清军入墙子岭后，卢象升见崇祯，说要“主战”，崇祯立即“色变”，随后说，“款乃外廷议耳，其出与嗣昌议”。言外之意，就是说当时崇祯已经在和杨嗣昌商量怎么与满清和议了。后来，南有流贼，北有满清，上下交困，和议进程也日益加快。和议的事崇祯交给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，可不知怎么，消息经傅宗龙就传给了大学士谢陞，谢去找崇祯问，崇祯发现陈新甲办事不密，就私下告诫和谈之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可是，这件事却又经谢陞传了出去。一听皇上要主和，平时，平时没什么事的言官方士亮、倪仁祯、朱徽等人就开始表现了，他们群起批评抗议，搞得崇祯面子上过不去，便只好将谢陞免了了事。后鉴于此崇祯私下告诫陈新甲，和谈要秘密进行，再不能出岔子了。谁知这件事还是做得不够谨慎机密，由于中间人一次疏漏把皇帝给陈的和议手诏错发出去，结果再次搞得舆论大哗，言官群起，没办法，碍于面子的崇祯只好将陈新甲给杀了。要说崇祯还是面皮子太薄，否则，也就不至于冤死一良臣，丢一座江山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也许有人不同意说满清没有吞并整个大明的野心，其实，只要看一下祖大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。大凌河之战过后，祖大寿向满清投降，后来祖又反正，按说这样的事，满清一定会以通敌之罪将在清方任职的祖大寿的子侄杀掉，可是清太宗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继续任用他们，显然，清太宗就是为了将来两方在和谈时，能留有更多空间。所以，不管是满清，还是大明，和议初衷不容置疑。只是由于崇祯在主和的意思主使下却又不愿颜面上过不去，便搞得的大清经常陷在云里雾里，方向不明，结果谈的过程便一波三折，即丧失了时间、兵力，也丧失了很多谈成的机会。

       除了和谈，崇祯能有的机会就是南迁了。在后来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，南迁也几乎就成了精英人士的共识，可崇祯几次都要走了，因遭到言官抨击，又不得不留了下来。就在李自成率军就要打到北京的时候，崇祯决心要卷铺盖走了，却又遭到陈演、魏藻德（大明最后一任首辅）等人的激烈反对，魏甚至还找了个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一通炮轰，慷慨陈词，无奈，崇祯又再次留下。等到李自成要破城了那一天，崇祯气得问魏咋办，魏只是下跪不吭气，着急了的崇祯大喝：你现在只要开口，我立即下旨办！可叹的是，魏只知叩头，再无一言。等北京城破后，获得忠义表演奖的光时亨第一个投降，陈演被杀，魏藻德还想着趁着自己年轻，获得李的起用，哪知刘宗敏只想要钱，结果也还是不免一死。

         所以，崇祯要是有明太祖的决断，明成祖的果断，不惜面子，也就不会总是被蒙，被耽搁延误，政事时局也就不会坏得太快、太厉害。那样的话，至少，南明小朝廷也不会有昏庸的福王什么机会。

（旧作）